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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半导体的集成度的提高,TI等公司将手机外围电路的芯片和DSP集成在一起,现在的手机主要芯片只剩下一个。TI很像计算机领域的英特尔公司,它自己不做手机,而是像许许多多手机厂商提供核心芯片,它通过其领先的DSP技术,牢牢站住了世界中高端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摩托罗拉的战线则拉得很长,从手机芯片到手机整机一条龙。如果内部合作的好,这种做法成本固然低。但是,加尔文不是通用电气的韦尔奇,没有能力整合这么大的公司,其芯片部门和整机部门像两个单独的公司,没有足够的沟通,反而使得产品开发周期变长。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在手机芯片上的差距是渐渐拉开的,就如同它和英特尔在处理器上的竞争是慢慢失败的一样。但是,当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可能逆转了。到2004年,加尔文下台时,其半导体部门被迫分离出去单独上市,就是现在的Freescale。后来Freescale的业绩依然不佳,只好被私募基金(PrivateEquity)买了去,这当然是后话了。摩托罗拉作为世界无线(移动)通信的先驱和领导者,可以说开创了整个产业。遗憾的是,它只领导了移动通信的第一波浪潮,就被对手赶上并超过。此后,由于技术路线错误,执行力不足,失去了利用技术优势夺回市场的可能性。摩托罗拉曾经跨通信和计算机两大领域之间,甚至很有同时成为计算机和通信业霸主的可能。退一步讲,只要它在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通信的数字处理器DSP或者手机任何一个领域站稳脚,就能顺着计算机革命或者通信革命的大潮前进,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其领导人无力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司,反而使公司没有专攻的方向,在各条战线上同时失利。资金密集型的日本半导体公司终究不可能是技术密集型的英特尔公司的对手。英特尔公司迄今唯一遇到的重量级对手只有八十年代的摩托罗拉。正如同罗马帝国的崛起是通过在布匿战争中打败原有的霸主迦太基而完成的,英特尔的崛起是靠击败老牌半导体公司摩托罗拉而实现的。摩托罗拉成立于1928年,早在二战期间,它就是美军无线通信的供应商。从六十年代起,它在通信和集成电路方面领先于世界。摩托罗拉比英特尔早两年推出在小数运算性能上五倍好于8086的16位微处理器68000。68000这个名字是以它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六万八千个而获得的。而8086只有不到三万个晶体管。当时,不少工作站包括惠普、太阳和已经不存在的阿波罗等等都采用的是摩托罗拉的处理器。在英特尔搞出80286的同一年(1982年),摩托罗拉推出了在性能上明显好于80286的68010,继续作为当时主要工作站的处理器。据说英特尔为了和摩托罗拉竞争在型号上耍了个小花招,英特尔公司第二代处理器本来应该命名为80186,但是英特尔将这个编号留给了一个不重要的输入输出处理芯片,而将它的系列处理器的编号一下跳到80286,不懂技术的人还以为英特尔的处理器比摩托罗拉高一代。在32位微处理器的较量中,摩托罗拉在技术上和推出的时间上完全占了上风,它接下来的68020明显好于英特尔的80386,除了被用于主要的工作站上,68020还并被苹果选为麦金托什的处理器。十大彩票正规投注平台新闻集团收购休斯公司后,只留下了DirecTV卫星电视服务,而将其它一些小电子部门,包括为企业提供卫星通信服务的休斯网络系统陆陆续续地卖掉。然后将DirecTV重新上市,现在仅这一部分市值就高达三百多亿美元,而且盈利可观。而通用公司自己,经过了几次输血,仍然不死不活,现在市值只有不到六十亿美元(今年第二季度亏损了一百五十亿美元),也就是当年它子公司休斯电子一个部门DirecTV今天价值的五分之一。通用汽车失败的根源在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它一直认定自己是个汽车公司,一定就要以汽车公司为主。这好比在围棋盘上,通用汽车有一条经营了很长时间却已经没有气的大龙,和一片布局完美可扩展空间大的实空,通用汽车总是舍不得牺牲掉自己经营多年的大龙而错误地放弃前景看好的实空,最后满盘皆输。

十大彩票正规投注平台当然世界之大必然能够出现一些成功改良自己基因,并成功转型的公司。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介绍诺基亚如何从一个木工厂变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通用电气如何从一个电子公司变成一个以银行业为主的跨行业的商业巨子,以及3M公司如何成为一个综合领域的常青树。但是,网景这个四倍于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如此不可靠,以至于仅仅一年半以后,微软就超过了网景公司的市场份额。在一个新的信息技术产业刚刚形成时,它总是有多个可以互相抗衡的竞争者。但是,一旦有一家主导公司出现,它就可能成为该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把它变成在商业上难以抵消的优势,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在信息工业产业,这个过程通常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但是,一旦一个公司占有全球一大半市场时,它就不得不寻找新的成长点。而这时的跨国公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朝气蓬勃的公司了,它固有的基因使得它的转型十分艰难。如果它能够幸运的转型成功,它将再次获得新生,否则就会被技术革命的浪潮淘汰。

IBM里面的人常常讲这么一个故事,在IBM公司,如果要把一个纸箱子从二楼搬到三楼,需要多长时间。这件本来几分钟就能办成的事,在IBM需要几个月。原因是,要搬动一个箱子,你要先打报告,然后经过层层审批;审批后,审批报告再层层向下落实,最后交给替IBM搬家的搬运公司。在搬运公司的任务单上,上个月的任务可能还没有完成呢,现在提交的任务单一个月以后能完成就不错了。这样,搬动一个纸箱花几个月时间一点也不奇怪。另外,一个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后,每个人的贡献就不容易体现出来,大锅饭现象几乎是全世界的通病。一些员工虽然有很好的想法,也懒得费功夫去推动它,因为自己多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最多能多得百分之几的奖金。偶尔出来一两个人试图推动一下,又会发现在大公司里阻力很大。因此,有些员工一旦有了好的想法,宁可自己出来创业,也不愿贡献给自己的公司。这两个问题在硅谷普遍存在,而思科是这些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公司。这时,AT&T设备制造部门的执行官们短视地提出分家的建议。他们的理由似乎有道理,因为AT&T和另外两家长途电话公司MCI和Sprint是竞争关系,后者拒绝购买AT&T的电话设备,如果成立一家独立的设备公司,就可以做MCI和Sprint的生意了。但是这种一次性的销售增长显然对一个公司长期增长意思不大。这一点AT&T无数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看到了。我亲身经历了AT&T的那次分家。1996年夏天,贝尔实验室一分为二,大家从茉莉山的大楼里搬到弗伦翰工业园,天天谈的就是分家的事。很多人觉得,设备部门为了MCI和Sprint的市场,离开收入和利润都很稳定的AT&T可能得不偿失。几年后他们的预言不幸言中。但是在当时,即使AT&T的高管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公司也没有绝对的控制。AT&T几个执行官们手上的股票远不如华尔街投资银行控制的多。说句不好听的,AT&T的总裁们并不真正拥有公司。他们之中不乏有远见者,但是根本左右不了董事会。更何况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能在任期内狠狠捞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他们关心的是手中的股票何时能翻番。一九九五年正是一个机会,整个股市长势很好,在这时将设备制造部门和电信服务部门分开,那么前者的股票一定会飞涨。华尔街看到了这一点,公司的老总们懂得这一点,公司大量拥有股权的员工们也明白这一点。本来大家都是明白人,但是利令智昏。一场杀鸡取卵的分家就开始了。十大彩票正规投注平台浪潮之巅第一章“帝国的余辉”登出来后,有一些朗讯的朋友和我争辩认为他们公司还在发展,并不只有余辉。我讲,你们是在发展,而且从语音通信量上看,不到十年增加了一倍多也不算慢,但是语音通信在整个世界通信量中的比重从占统治地位降到一个附庸地位。全世界能花在通信设备上的钱数几乎是一个常数(以每年几个百分点增长),而越来越多的钱花在了数据通信设备例如思科的设备,而不是传统的程控交换机上,(更何况思科也在抢交换机的市场)。虽然朗讯也可以做类似思科用于互联网的产品,但是,它们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了优势,在资金上严重短缺。思科扣除债务拥有一百六十亿美元的现金,而其他电信设备制造商如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等,扣除债务后是零现金或者是负数。因此,思科自从诞生,就处在了一个想不挣钱都难的行业,而朗讯则进入一个神仙也没办法的时代。

风险投资基金一旦进入被投的公司后,就变成了该公司的股份。如果该公司关门了,相对于公司创始人和一般员工,风投基金可以优先把公司财产变卖后的钱拿回去。但是,这时能拿回的钱通常比零多不了多少。如果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那么合伙人或者直接以现金的方式回收投资,或者获得可流通的股票。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都有可能被采用。前者一般针对较小的基金和较少的投资,总合伙人会在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后的某一个时间(一般是在解禁期LockPeriod以后)将该基金所拥有的全部股票卖掉,将收入分给各个合伙人。这样基金管理的成本较低。但是,如果基金占得股份较大,比如风险投资在很多半导体公司中常常占到股份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上市后统统卖掉其拥有的股票,该公司的股价会一落千丈。这时,风险投资的总合伙人必须将股票直接付给每个合伙人,由每个合伙人自己定夺如何出售股票。这么一来,就避免了股票被同时抛售的可能性。虽然这么做基金管理的成本(主要是财务上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大的风投公司必须这么做,比如KPCB和红杉风投在Google上市180天后,各自拥有几十亿美元Google股票,如果这些股票一下子涌到股市上,就会造成Google股票的大跌,于是两家风投将股票分给了有限合伙人,由他们自行处理。事实上大部分合伙人并没有抛售,结果Google的股票在180天后不降反涨。在众多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我这里讲的开放性不是指校门二十四小时打开任人进出,这个要求太低了。所有美国的大学,包括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都是没有围墙任所有的参观者开车自由进出。我这里讲的开放性是指一个大学在各方面,从教学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当地的社区。不论是生活在田园般的普林斯顿和康奈尔,还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和哥伦比亚,你能明显感觉你置身于象牙塔中。一个学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中国大学围墙里的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教授,则是传道、授业、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而生活在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都很难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觉。公司的基因的决定作用如此之大,使得很多跨国公司都无法通过改变基因来逃脱诺威格宿命的厄运。这其实对整个工业界乃至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件好事。就像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从生到死不断发展的一样,一个公司、一个产业也应该如此。人类的文明和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清除掉阻碍我们进步的那些庞大的恐龙,才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讲,一个昔日跨国公司的衰亡,也许是它为我们这个社会做的最后一次贡献。照理讲,药品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且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因为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入处方新药的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了原有的大公司利益和垄断性利润。(一种观点是,大制药公司通过FDA维护自己现有利益。)传统大的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尔克(Merck)的研究部门很像三十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而这些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养得起这些科学家。当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在里面也屡见不鲜。由于FDA的保护,创业的小公司要打破原有制药公司的垄断是件很难的是。这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小的生物公司成功的原因。

乔布斯看到了两点最重要的事实,第一,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播放器,但是做的都不好,尤其是当音乐数量多了以后,查找和管理都很难。要知道,从一千首歌里面顺序找到自己想听的可能要花几分钟时间。另外,要把自己以前买的几十张CD上的歌倒到播放器上更是麻烦;第二,广大用户已经习惯戴着耳机从播放器中听歌而不是随身带着便携的CD唱机和几十张光盘。因此,它不需要花钱和时间培养出一个市场。基于这两点的考虑,乔布斯决定开发被称为iPod的音乐和录像播放器。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每一轮融资的资金都很多,比如红杉风投一轮基金动辄十几亿美元,如果每家公司只投资一两百万美元,一来没有这么多公司可供投资,二来即使有,总合伙人要在几年里审查几千几万家公司,也是明显不现实的,因此它们每一笔投资不能太小;而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公司本身都很小,尤其是初期,它们只需要融资几十万甚至几万美元就可以了,大风险投资公司就不会参与。对于这些公司的投资就由一类特殊的风险投资商——天使投资人来完成。思科公司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它占据了全部路由器市场,它也很难使公司在成长一倍。而且,由于反摩尔定理的作用,它的营业额并不能因为多买了一些设备而常比例的提升。因此,除非它能开拓出新的市场,否则会成为下一个朗讯。要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就必须找到和原有市场等规模甚至是更大的新市场。第二在办学理念上,斯坦福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长于一身。斯坦福既强调素质教育,又强调专业教育。事实证明,全面发展有助于斯坦福大学培养出全才,而全才是作为业界领袖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述这一点。

在微机处理器领域英特尔是老大,以前的老二摩托罗拉已经被英特尔逐出了微机处理器行业,现在由AMD坐第二把交椅。虽然AMD偶尔能从英特尔手里抢一些市场份额,但是基本上是在英特尔的阴影下发展,它的产品必须和英特尔兼容。这是华尔街对AMD总体并不看好的主要原因。由于在这个领域一个公司必须有足够的销量才能立住脚,因此现在连第三家做处理器的公司都没有了,一群小的半导体公司都在围着英特尔转,做微机里各种各样的其它芯片。在这个领域,英特尔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抛开英特尔自己另搞一套,否则便是自寻灭亡。这里面,除了IBM不单纯是硬件厂商,而有很强的服务和软件收入得以将股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其余的公司和它们最好水平相去甚远。而今天,美国股市几乎是在历史最高点。这说明,以硬件为主的公司因为反摩尔定理的影响,生计之艰难。如果有兴趣读一读这些公司财报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公司的发展波动性很大,一旦不能做到摩尔定理规定的发展速度,它们的盈利情况就会一落千丈。有的公司甚至会有灭顶之灾,比如十年前很红火的SGI公司。即使今天它们发展的不错,却不能保证十年以后仍然能拥有翻番进步,因此,投资大师巴菲特从来不投这些IT公司。十大彩票正规投注平台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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